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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在日本
浏览: 发布日期:2019-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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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岛刚,资深媒体人。1968年出生。入职朝日新闻社后,历任新加坡支局长、政治部记者、台北支局长,国际编辑部副部长,朝日中文网主编等职。《南方都市报》,《新民周刊》,《外滩画报》等报刊杂志开设专栏。著有《两个故宫的离合》《谜一样的清明上河图》等。

  “王羲之书法的摹本被发现!”新年伊始,日本NHK电视台9点新闻节目中播出了这样一条消息。当时,一个想法瞬间闪现在脑海中,“传言是真的啦”。

  东京国立博物馆从1月22日到3月间举办的“书圣王羲之”特别展中,将有重要的新发现。这样的传闻从去年底就开始在日本社会上流传。

  毫无疑问,王羲之是书法史上最伟大的巨人。在中国他被尊称为书圣。王羲之的真迹没有一件保留下来。如今人们所看到的,只是专业书法家整理制作而成的摹本。据说,珍藏在台北故宫中的《快雪时晴帖》也是件非常精致完美的摹本。过去,清朝乾隆皇帝曾盛赞该作品“天下无双”,并在帖中写入一个“神”字。

  这次的摹本宽10.1厘米,高25.7厘米,共写了3行24个文字,内容为:“(便)大报期转呈也。知不快,当由情感如佳。吾日弊,为尔解日耳。”这是一枚“断简”,即一封书信的残片。通常人们以开头两个字为帖子命名,所以这张摹本被称为《大报帖》。

  (图注:日本NHK电视台报道王羲之书法摹本被发现;编辑配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这次看到新闻中说发现了新摹本,我脑海中浮现出了日中两国文化交流的渊源。这幅摹本被认为是7至8世纪唐朝时制作而成。当时日本正处于奈良时代,面对繁盛至极的唐王朝,日本努力想要借鉴、学习一切先进之物。尽管路途上会遭遇千难万险,但每隔10至20年,日本就向唐朝派出大量遣唐使,反反复复坚持了很多年。遣唐使们返回日本时,用船从中国带回了大量文物。其中就包括很多王羲之的书法摹本。

  唐太宗非常崇拜王羲之,曾派人临摹了大量王羲之书法的摹本,其中一部分赏赐给了遣唐使。在日本,这些王羲之摹本最初被保存在天皇家,后来转移到东大寺等处,再后来,相继被赏赐给民间人士,因此得以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日本书道是从奈良时代到平安时代逐渐流传开来的,而王羲之正是日本书道的宗师鼻祖。以王羲之为根基的日本书道一直流传发展至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王羲之在日本的存在感和价值,或许要大于在中国。

  全世界留存至今的王羲之书法摹本只有十几件,而其中许多在日本被先后发现。如今日本现存的著名摹本包括《丧乱帖》《孔侍中帖》以及《妹至帖》等。

  那是2007年11月,在香港。《妹至帖》的所有者、日本收藏家拿着《妹至帖》到香港佳士得秋拍进行拍卖。当时这件拍品非常引人注目,佳士得也开出了3000万港币的价格。然而拍到2000万港币的时候就没人再举牌了,最终意外流拍。除了佳士得开出的起价过高外,对于该作品本身是否货真价实,竞拍者心中还多少存有疑虑。然而,这次流拍总算也让“倍受打击”的日本书法界也松了一口气。他们曾担心《妹至帖》流向海外会对日本书法界造成重大损失。

  另外,围绕引起热议的《大报帖》与40年前在日本发现的惊世之作《妹至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它们有可能原本出自同一部作品。

  在台湾与中国大陆“泪别”两地的《富春山居图》,曾在台北故宫的展览上实现“山水合璧”,这场“山水合璧”盛事还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如今《大报帖》与《妹至帖》或许称得上是“双书合璧”吧。《大报帖》事关中国艺术史上最璀璨耀眼的书圣王羲之,可谓是近百年来书法史上最具震撼性的发现吧。

  《大报帖》与《妹至帖》或出自同一作品的说法最初源于中国。《大报帖》被发现的新闻播出后,中国美术界就有人在博客上同时贴出这两幅作品的照片。除了在书法风格、灰色纵帘纸的纸质和宽度方面非常相似以外,还有纸张本身的几处皱褶等都很接近,所以他主张这两帖书法一定是出自同一作品。

  3月3日,我在王羲之展最后一天来到了东京国立博物馆。因为我想最后再看一次那幅与《大报帖》同时展出的《妹至帖》。反复看了很多次后,我越发觉得它们非常相似。我不是专家,所以说不出具体的依据,但仅看作品笔触之间所透出的气息,就感觉它们真是太像了。

  然而,东京国立博物馆方面对此没有给出明确的判断。这次王羲之展的负责人、列品管理科科长富田淳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只是说:“即使是出自同一作品也不足为奇吧。”

  实际上,这次携《大报帖》到东京国立博物馆进行鉴定的人,即是40年前发现《妹至帖》者,这一点几乎鲜为人知。他名叫名儿耶明,是东京五岛美术馆的一名研究人员。40年前,他还是刚刚进入该美术馆仅1年的新员工,如今已经晋升为五岛美术馆的理事兼学艺部长。虽然不是研究王羲之的专家,但他似乎和王羲之的字帖很有缘,两次重大发现都与他有关。就像在考古挖掘中总会有特定的学者常挖到稀世珍宝一样,不管在哪个领域,通常都有人运气超好“容易中奖”。

  在王羲之展举办的过程中,我去听了名儿耶明先生的演讲会。关于“双书合璧”的话题,他有如下的见解:

  “这两帖到底有没有关联呢?若只是粗略地看一下是很难判断的。因为,在行间距上总觉得《妹至帖》似乎有些狭窄。但是,这两帖具有相似之处也是事实。比起这两帖的关联性,我认为《妹至帖》和《大报帖》(的内容)之间,可能还存在其他文字。”

  《妹至帖》和《大报帖》是否出自同一幅作品的争论或许还会持续下去。姑且不论孰是孰非,这种争论本身就足够吸引眼球了。不管怎样,如今世界上没有一幅王羲之的真迹保存下来。算上这次发现的《大报帖》,世界上仅存的唐代精巧摹本“唐摹”也只有10件左右,人们都在热切期待王羲之的作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次《大报帖》重见于世,可以说为我们提供了“书法史考古发掘”上的一种可能性。

  日本自古就收集制作一种书法字迹的范本册,名曰“手鉴”。它是将书法作品中的一部分剪下来后贴在书册上制作而成的,目的是欣赏或鉴定古代书法或名家字迹等。过去“手鉴”曾是贵族或大名家中必备的教育工具,或作为鉴定家的参考之物来使用,但明治维新以后逐渐流传散落至民间。而《妹至帖》《大报帖》都是剪贴在这种“手鉴”册子里辗转流入个人收藏家之手的。

  也就是说,很多失传的名作极有可能静静隐藏在日本“手鉴”之中。很多“手鉴”如今正沉睡在日本家庭、古董商甚至是旧书店的仓库里。有时我不禁浮想联翩:说不定哪一天人们会从日本“手鉴”里发掘出更多的王羲之摹本,抑或真迹。

  尽管如此,这次王羲之摹本现世所带来的冲击,在日本远未掀起轩然大波。媒体只报道了东京国立博物馆正式发表的消息,并未做更深的挖掘和追踪报道。但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反响要远远超过日本,这一点也很有趣。

  究其原因,除了王羲之在中国被誉为书圣,享有极高知名度以外,或许还与众多研究人员意识到了此次发现王羲之摹本的意义重大有关。

  但愿中国和日本都能更积极、深入地讨论王羲之的话题。虽然他是中国人,但他给日本带来的影响也无比巨大。在中国关于王羲之的研究有很多,而日本也保存着中国所没有的王羲之摹本,真心期待今后两国都能有新发现。希望这次《大报帖》的发现能成为一个契机,促使两国在日中文化交流方面展开共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