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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的意义与价值,上海书店影印群学社1927年版
浏览: 发布日期:2018-03-29

罗志田

【作者简介】罗志田四川大学历史文明学院教授,四川成都

【形式提要】从清季兴办学堂滥觞,西方学科分类慢慢在中国教育体系中确立。“国学”或“国故学”在此分类中究属何类,这是搅扰20世纪20年代许多学人的题目。一种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将中国的“国故”拾掇使之能够归入哲学、文学、史学等旧式分类,但随之出现的题目是,这一进程了局后还有“国学”或“国故学”的存在余地吗?倘使有,则“国学”或“国故学”便实际逾越了西学分科;尔后者又被时人看作成为“迷信”的必要条件,这又违抗所谓“新国学”即“迷信的国学”之定义。缠绕这些题目的争议反映出其时学人其实更多是从思想而非学术的角度看待“国学”。

【关 键词】国学/国故学/学术分类/西学/经学

20世纪20年代前期,随着拾掇国故行动走向衰歇,“国学”的学科定位或学术认同出现了题目。有的学者试图用“国故学”来取代“国学”;有人则主张“国学”与“国故学”是两回事,惟有消除“国学”才具安排“国故学”;更有人连“国故学”完全否认,又有人觉得“国学”一名不妨采纳[1]。可是不论“国学”还是“国故学”,其在很大水平上仍不过是一个涵盖广泛的虚悬名号,尚未能确立自身的学术表率。更加从清季兴办学堂滥觞,国学教育市场分析。西方学科分类慢慢在中国教育体系中确立,学人对“国学”的疑惑很大水平上正因其与其时流行于中国的西方学术分类较难切合。

西北大学的《史地学报》在1923年先容北大《国学季刊》时说,“国学之为名,本难确定其义。活着界名望言之,即中国学。剖释为言,则中国原有学术,本可分隶各种学科,惟故籍浩博,多须为大规模之拾掇;而拾掇之业,尤以历史为首要;而研究之中,莫不须用历史的眼力见识。故该刊《发刊宣言》亦谓‘研究中国曩昔历史文明的学问,就是国故学’。审乎此义,可见《国学季刊》与中国史学前程相关至巨”[2]。该刊显然采纳“国学”这一称号,并特别看出“拾掇国故”与史学的严紧关联(胡适行将国学定义为各类“中国文明史”);但更首要的是,《史地学报》提出了中国原有学术“分隶各种学科”这一间接相关到“国学”认同的关键题目。

在民初新旧学科分类俱存的语境下,中国固有的支流学术,譬喻“经学”,怎样融入胡适所谓的“中国文明史”?有些学科如“中国文学”(虽然概念尚在界定之中)已大致取得依西洋分类的学科资历,处置此类研究者能否愿意认可他们是在研究“史学”的一种?那些尚未包容在胡适“中国文明史”边界内的“中国原有学术”又是不是“国学”呢?很显然,“国学”也好,“国故学”也好,均尚未能确立自身的学术表率,其在很大水平上仍不过是一个涵盖广泛的虚悬名号,且与新旧中西的学科分类都有所辩论(注:刘龙心已周密探讨了其时国学、史学与学术分科的题目,参其《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创设》,支出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影印。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国民出版社,2001年,544-580页。我与她看法相近处不再申论,而不甚相同处,除本文外,也可参考拙文《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师长教师”》,《近代史研究》2000年3期。)。

在蒙文通看来,既然保守中国学术的支流是经学,则国学简直就是经学的同义词。他在1922年著《近二十年来汉学之平议》(后改正更名为《经学导言》)说:“近二十年间汉学的流派很多,可说是清朝一代的缩影,就说他是中国几千年学术的缩影亦无不可。一局限是陈兰甫、桂文烁的余波,是主张汉宋兼治的;一局限是不分辨今古的,却还有乾嘉风流,这两派都是前期间的余韵,也不甚惹人注意。最盛行一世的,前十年是今文派,后十年便是古文派。什么教科书、新闻纸,一说到国学,想知道国学教育的意义。便出不得这两派的边界。两派的党首,今文家便是广东的康师长教师,古文家便是浙江的章师长教师。二十年间,只是他们的两家推陈出新,争辩不休,他们的争议便占了汉学的大局限了。”[3]这里的“二十年来”指20世纪的前20年,则民初许多人所说的“国学”仍不过就是清代的“汉学”,事实上国学的市场狂欢。其表率也还不出康无为和章太炎所代表的今、古文经学。

或许正是针对蒙文通考察到的征象,林玉堂便以为“国学”乃是一个与保守“经学”作对的反面新词汇。他以为“国学须脱离经学而独立”,以酿成其所谓“迷信的国学”。林氏提出,“本日的人治经须与古人不同,就不用使六经为我们的注脚,却须以六经为国学的注脚。清代学虽有离经说子、别成一家的人,但他独立的手脚还是无限的,敢暗谋而不敢明叛”。本日就须“拿国学研究我国各种文明征象”为方针,而“国学的规模可因迷信的眼力见识而厘革”。以前的经学家提不出什么题目,如胡适所列的各种“文明史”子目“都是昔人所理想不到的,而由研究西洋政治思想宗教文艺的人看他,都是急待考查的”[4]。

对刘复来说,这样的国学正是“新国学”。他在1925年说,“我们只须一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中所做的光阴,不妨决定往后的中国国学界必然能另辟一新天地:纵使是一时还不能希望获得多大的教育成果,总至多能开出许许多多古人所理想不到的好法门”。他界定说,“我们‘新国学’的方针,乃是要依据了事实,就中国全民族各方面加以精详的考察与推断,而找出个五千年来文明退化的总端与分绪来”[5]。这一“新国学”的提法因日自己的认可而强化,留日的何思敬从东瀛文库主任石田干之助那里听说“中国有新国学之发生”,遂到东瀛文库去读《国学门周刊》,“从中发见了颉刚师长教师的一九二六年的始刊词及另外数篇,其后又见到他的孟姜女研究前篇,倏忽我的心境类似来了一阵暴风,觉得中国学术界起了革命”[6]。

原本清季刘师培、邓实等人所重建出的“国学”不论在思想含义还是学术含义上都已是一种“新国学”(注:关于思想含义方面,参见罗志田《清季生存国粹的朝野发愤及其观念异同》,国学的市场狂欢。《近代史研究》2001年2期。);故北大国学门所谓的“新国学”,实际不妨说是一种“新新国学”了。不过这一未能确立自身学术表率的“新国学”虽然意在标新,仍与旧学有着割继续的联系。正如胡适注意到的,在以北大为重点的拾掇国故行动滥觞之前,已有类似的“行动”出现:古学界青黄不接造成的学术寂寥使许多人出现古学将要失陷的扫兴,结果“很天然的收回一种没气力的革命的行动来”,包括理想孔教复兴者、试图通过生存古文古诗以抵达古学生存者、以至静坐扶乩者。胡适公告,“在我们看起来,这些革命都只是老式学者破产的铁证”;相同,“国学的未来,定能远胜国学的曩昔”[7]。

很显然,胡适正试图用“国学”这一认同来区别于破产的“古学”,并使拾掇国故行动区别于先已存在的旋转古学那“没气力的行动”。然前引蒙文通的考察已提示了其时日常人的认知仍是经学国学不分,而胡适自己在其《〈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不单在综述清代“古学”时数次使用“经学”一词,在论及未来意义的“整治国故”时,也有时中说出“这还是专为经学、哲学说法;在文学的方面,也有异样的须要”这样的话。吴文祺顿时发掘这里含有新旧学术分科的辩论,指出“旧时经史子集的分类,实在是很可笑的;但这篇宣言却于哲学文学……的称号之外,别有所谓‘经学’的称号的存在”(注:学会年版。本段与下四段,吴文祺:《重新估定国故学之价值》(1924年2月),支出许啸天辑:《国故学协商集》(以下径引书名),上海书店影印群学社1927年版,第1集,33-35、38-39、41-44、49页。)。实在,若新“国学”里仍有“经学”一科,又怎样区分于老式的“古学”呢?

故在吴文祺看来,胡适的《宣言》虽“可算是一篇国故学上的绝后的伟论”,但也有不敷;且其“既不说明拾掇国故的必要与价值,更不说明国故的性质,而只定了许多拾掇国故的本事”。他进而说,“从来没有人替国故学下过定义,我且来替它下一个定义吧:用剖释、分析、比力种种本事,你知道上海书店影印群学社1927年版。去拾掇中国的国故的学问,叫做国故学”。吴氏主张,“中国曩昔的一切文明历史,便是中国的国故”;而“拾掇国故这种学门,就叫做国故学;国故是资料,国故学是一种迷信”。相比看意义。这其实基本不出胡适《宣言》所论,但其公然不妨说“从来没有人替国故学下过定义”;其时少年新进那种自高自大、横扫一切的风致,于此可见一斑(注:按吴文祺比胡适小十岁,撰此文时不过二十出头。其时青年读书人大约也不太考究本日所谓“学术规范”,吴氏自己及本文屡次援用的曹聚仁论“国故学”的见解,多半都是表现或体系化毛子水先已提出的观念,然皆不提及鉴戒了毛氏的主张。)。不过他看出胡适所言主要注重“本事”,确有眼力。

与郑伯奇、曹聚仁一样,吴氏也不愿意国故学就是国学(吴文之撰写在郑后曹前)[1]。他说:“老师长教师们以骈文、古文、诗词、歌赋、对联……等为国学,听见人家谈拾掇国故,他们便写意扬扬地大唱其国学(?)再生的凯旅歌;而日常把学术看作文雅的润饰藻饰品的新师长教师们,也在‘和老师长教师们同一的国学观念’之下,大声疾呼地来阻挠国学。”其实,“方今有许多人以抱残守缺为生存国粹,学社。或是诋拾掇国故为沉迷骸骨,完全是由于短缺历史退化观念的来由”;而历史退化观念的短缺则由于“中国枉罕有千年的文明,但是到方今还没有一部完全的历史”。研究国故则一方面可使人们知道历史上一切制度学说是在继续退化的,同时又是完成一部完全历史的“首要办事”。

吴文祺提出,“国故学是超乎文学、哲学……之外的一种迷信,也是一种很首要的人人所必备的知识”。换言之,国故学是一个“总名”,包括考订学、文字学、校勘学和训诂学;“严厉讲来,惟有以上这几种学问,才是纯朴的国故学”。故“应用国故学所拾掇进去的资料,只可谓之国故学的结果,决不可以为国故学的自己。我们假使所拾掇的是哲学,那末当然归入哲学的边界;文学,文学的边界;政治学,政治学的边界;经济学,经济学的边界”。换言之,国故学不过是研究中国的文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都要“借重”的一种特殊基础学科。这一看法与前引《史地学报》关于“中国原有学术须经大规模之拾掇始可分隶各种学科”的主张特地相近,惟“近人时常不明白国故学的性质,于是不论三七二十一,把中国的文学、哲学……都硬揿到国学这个名词里去”。

这是一个相当首要的见解,国故学虽是一个“总名”,其所包括的却都是经过旧式分别的保守中国学问(将考订、文字、校勘和训诂视为独立的“学”,国学市场前景。显然是新眼力见识的产物);所以,国故学虽与现代西方学术分类中的许多学科都有联系,却并非包括各种西式学门的“总名”。吴文祺与胡适的首要区别在于,胡适的拾掇国故用“文明史”的款式黑暗将保守中国学术间接转换成现代西式学术,而吴氏则以为拾掇国故只是将保守中国学术转换成现代西式学术进程中一个必需“借重”的过渡环节,只是在此意义上才有所谓国故学,往后便是(世界通行的)的文学、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这些类别了。倘使据本日已具“世界性”的西式学术分类看,吴文祺的观念似乎绝对更“合理”,由于许多“国故”实在不是“文明史”所能涵盖的。

可是这里也含有隐忧:吴氏已说“国故学是一种迷信”,这样一种无法归入现代西方学术分类的“迷信”又是怎样的“迷信”呢?他自己的注释是:“国故学的性质,很像数学。国学教育市场分析。数学一方面是陶冶思想的最好的本事,一方面又是各种迷信的基础。国故学在一方面当然是研究中国的哲学、文学……的基本学问,在别一方面,研究国故学的人,也不妨藉此成我国人所最短缺的重徵求是的迷信仰灵。”这基本是转述毛子水的见解[8],但数学为“各种迷信的基础”并不限于西方,而国故学则只是研究中国“哲学、文学……”的基础,两者的可比性实无限;且国故学能否能具罕有学在西方迷信体系中的名望,害怕还难以酿成共识。进一步的题目是,国故经拾掇而归入“各种迷信”之后,这一“基础”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曹聚仁注意到吴氏的看法,他说,有人“以为国故学乃暂名:国故之资料,相比看价值。未完全拾掇以前,其名尚可存在;或以为国故学乃统摄名,多[分?]之则为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合之即为一‘国故学’。国故学之自己,无特殊之性质可言也”。倘使这样,“国故一经拾掇,则分家之势即成。他日由拾掇国故而组成之哲学、教育学、人生哲学、政治学、文学、经济学、史学、天然迷信……必自成一体系而与所谓国故者完全脱离”[9]。这并非假定,许啸天便正式提出,要使国故成为学问,听说国学的意义与价值。就须要“后代的学者肯用一番苦功”,从“一个囫囵的国故学”中一样一样地拾掇出“政治学、政治史、社会学、社会史、文学、文学史、哲学、哲学史、以及一切工业、农业、数理、格物”,并逐一“归并在全世界的学术里,把这虚无飘渺学术界上大侮辱的国故学名词取销”[10]。

题目在于,“待各学完全独立以后,则所谓‘国故’者,能否尚有存在之余地?所谓国故学者,何所凭藉而组成为‘学’”?曹聚仁以为国故学仍有其存在价值,对于国学的意义与价值。其凭藉即“国故学之独立性”。他说,由于“国故中所含蕴之中华民族心灵,与他民族完全异其趋向”,故“国故虽可拾掇之以归结于各学术体系之下,而与他文明体系下之学术相较,仍有其特性”。纵使各学分立,未来“吾人欲知此大民族在此长久中所出现之特殊思想,必于此中窥其讯息”(注:本段与下段,曹聚仁:《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国故学协商集》,第1集,74-75、64、68-69、71-72页。)。这一见解与胡适其时强调的“历史的眼力见识”相通,只须注重人与事自己的发展历史,天然出现某种奇同性,这大要也是其后“区域研究”在西方鼓起的一个实际基础。

不过,这种“独立性”与五四人最玩赏也最倡始的“世界性”相当作对,且很可能低沉其“迷信性”。曹聚仁再次援用了胡适的思绪,他论证国故学的“迷信性”说:“国故学者,记载此思想之生灭,剖释此思想之性质,罗列此思想之表形式,考察此思想之因果相关,以合理的、体系的、组织的方式陈说之者也。简言之,国故学者以‘国故’为研究之对象,而以迷信本事管制之,使成为一迷信也。”所谓合理,想知道小学学国学的意义。即“客观性之存在”;所谓组织,即“以归结本事求一断案,以归纳本事合之群义”;所谓体系,即“或以题目为重点,或以期间为先后,或以宗派相连续,于庞杂无序之资料中,为之理一纲领也”。简言之,“国故先经合理的阐明而冗长去,继经组织的拾掇而合义显,国学的意义与价值。乃入之于体系而学乃成”。这大致仍是胡适的取向,即某一“学”能否为“迷信”主要视其运用什么本事怎样“成学”,而不特别研究协商其能否合于现代西方的学科分类。

胡适的友人陈源却不能愿意这一看法,他以为,“方今的国故学者十九还不配去拾掇国故。他们群众打的旗帜是运用‘迷信本事’,可是什么是迷信本事?脱离了迷信自己,那所说的‘迷信本事’究竟是什么呢?一私人不懂得什么是迷信,他又怎样的能用迷信本事呢”?国故既然是“中国的一切曩昔的文明历史”,则拾掇的办事“是不是一个仅能读几本线装书的人,挟了‘迷信本事’所能够胜任的”?他主张应“让经济学者去治经济史,政治学者去治政治史,宗教学者去治宗教史”[11]。很显然,陈源并不认可有什么逾越于西方现代学术分类的笼统“迷信本事”,实即根底不认可“国故学”为“迷信”。

究竟怎样才算“迷信”,或国学与已通行于中国初等教育体系的西方学术分科怎样连结,实在是使其时学者搅扰的题目。陈独秀在1923年就提出,“国学是什么,我们实在不太明白。当今所谓国学群众,胡适之所长是哲学史,章太炎所长是历史和文字音韵学,罗叔蕴所长是金石考古学,王静庵所长是文学。除这些学问外,我们实在不明白什么是国学”。他以为,“国学”这一名词,“就是再审订一百年也一定能获得大白的观念,由于‘国学’本是含混懵懂不成一个名词”[12]。这里陈独秀大致已按西方学术分类来认识国学,但在他的认知中惟有章太炎一人善于历史,王国维所长仍是文学;而鲁迅在1922年曾经注意到王国维为《流沙坠简》写的长序,以为“要谈国学,他才不妨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13]。看看广汉市。两人都认可王国维所治为“国学”,可是其在西来的学术分类中究属何学,却短缺共识。

1925年清华学校设立研究院,岁首制定的《研究院章程》法则,“先设国学一科,其形式约为中国讲话、历史、文学、哲学等”。具体的研究对象,则包括中国经籍、近世所出现代史料,以及“其别人事方面,如历代生活之情状、言语之变化、民风之沿革、德性、政治、宗教、学艺之盛衰;天然方面,如川河之迁移、动动物名实”等[14]。这笼统的分科和具体的研究对象显然是有差异的,如“天然方面”的形式便不太随便归入后面枚举的学科。同年9月,研究院主任吴宓又说,“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明之完全而言。而研究之道,对比一下国学。尤注重准确精密之本事(立即人所谓迷信本事)”[15]。前后定义也不甚同,前者是在“国学”之下遵守西学分科,后者则对分科态度暧昧(注:不事后者有可能是因应校长曹云祥在开学仪式上的讲话,曹氏其时指出,研究院要“研究中国高明之经史哲学;其研究之法,不妨运用迷信本事,国学的重要性的感悟。并加入中国考证之法”,以“寻出中国之国魂”(曹云祥:《开学词》(1925年),《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1卷,263页)。)。

北大国学门的顾颉刚尝试解决这一题目说:“所谓迷信,并不在它的性质,而在它的本事。它的性质乃是迷信的资料。”迷信的资料包罗万象,天然也包括“中国历史的资料。所以国学是迷信中的一局限(如其是用了迷信本事而作研究),而不是可与迷信作对的东西”。由于迷信的“纯朴客观性”,它既“是超国界的”,也是超期间的(即“不受制于期间的古今”)。这样,“在我们的眼力见识里,只见到各个的古物、史料,国学市场前景。民风景品和歌谣都是一件东西,这些东西都有它的原因,都有它的通过,都有它的生存的寿命;这些原因、通过、和生存的寿命都是我们不妨着手研究的”(注:本段与下段,顾颉刚:《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2:13(1926年1月6日),1-3、5、9-10页。)。各种“东西”都成为迷信研究的“资料”后,“迷信”便使它们同等,惟其在迷信眼前的“同等”实际也包围了各自的“原因、通过、和生存的寿命”,后者乃是曹聚仁所说的“独立性”之基础。既然“迷信”是逾越的和普遍的,国学的存在价值就出现了题目,许多否认国学或阻挠研究国学的人恰以此为其立论的基础(详另文)。

顾氏自己并不觉得这是个大题目,国学的重要性的感悟。由于他本将国学定义为“中国的历史,是历史迷信中的中国的一局限”。他进而说,北大国学门“并不是(也不能)要经办国学的。我们需求于别种迷信的特地人才之处真是特地的多”。倘使各种迷信都开展,“中国方面的各科的资料都有人去研究,那么我们的边界就可缩小,我们就可纯朴研究广义的历史,不用用这模糊不清的‘国学’二字做我们的标名,就不妨敦厚写做‘中国历史学门’了(要缩小一点,不妨称‘西方历史’,或单称‘历史’,都无不可)”。这似乎是说,由于研究中国资料的别种迷信尚不开展,故“历史迷信中的中国局限”乃以“国学”为名且自兼代其他相关中国的“迷信”之职能,则“国学”仍是一个过渡性的称号。

非论如何,顾颉刚希望能“不用用这模糊不清的‘国学’二字做我们的标名”这一点提示着“模糊不清”实在是其时国学的显然特征。主张“国故学”是“迷信”的曹聚仁正据此以否认“国学”的梗直性,他说,“迷信之研究,最忌暧昧与决断,而国学二字,即为暧昧与决断之标志”。原本“各迷信之命名,当合论理之规范。如地理学,吾知其研究之对象为地理;地质学,吾知其研究之对象为地质”。而“国学定名之初,非经长久之研究协商,但见陈吾前者为隆然之遗产,漫名之曰‘国学’而已(夸张狂白热时,诵读国学经典的意义。则名之曰国粹,以傲四夷)”。惟既以国学为名,则“对象即为‘中国’,其势必将取中国之边境、山川、都邑、人口、物产为资料;然按之事实,夫人而知其不若斯也。由斯可知国学之为名,不但不敷代表其对象,且使人因名而生误解”。这样的国学“但有一名足矣,实之存否不计也”[16]。不过,曹氏私人固可从学理上区分“国故学”与“国学”,在多半时人认知中,两者基本是一回事。

蔡尚思稍后恰反曹氏之道而行之,他将国学界定为:“国是一国,学是学术,国学便是一国的学术。其在中国,就叫做中国的学术。既然叫做中国的学术,那就包罗万象了。既然包罗万象,那就无所偏畸了。乃今之学者,或以国学为单指中华民族之结晶思想(曹聚仁),或以国学为中国讲话文字学(吴文祺),还有以史学眼力见识去考察一切的(如章学诚、章太炎等),想知道国学的意义与价值。以及误认国学为单指国文(其人甚多不易枚举)与中国文学的(海上日常大学多以中国文学系为国学系)。”这些人“皆仅得其一体,而尚未得其大全。在吾却永远以为,中国的固有文明,都不能出此国学二字边界外”[17]。蔡氏所言不无任意处,如将章学诚也归入“今之学者”,其对吴文祺的主张显系误读;然其意在强调国学之“大全”,实在与多半人的主张异趣。

而郑振铎又从这“大全”处看到了国学的题目,曾为拾掇国故正名的郑氏到北伐后已转变态度,以为“‘国学’乃是包罗万有而其实环堵萧然的一种中国特有的‘学问’,‘国学家’乃是一无所知而其实一无所知——除了古书的训诂之外——的一种中国特有的特地学者”(注:郑振铎:《且慢谈所谓“国学”》,《小说月报》20卷1号,10页。关于郑振铎曾经声援拾掇国故及其态度转变,参见罗志田《新旧能否两立:二十年代〈小说月报〉看待拾掇国故的态度转变》,《历史研究》2001年待刊。)。明明善于“古书训诂”却被以为“一无所知”,实际是将“古书训诂”排除在学术和“知识”之外。那时除了多数像胡适那样研究过西方“考证学”的留学生外,很少有人知道“古书训诂”不单是“中国特有”,国学文化的重要意义。它也不妨是西学的一局限;但其在通行的西学分类中实在较难定位,郑振铎或者便是据此得出国学“包罗万有而其实环堵萧然”的结论。

在拾掇国故尚未盛行之时,樊抗父曾主张“中国固有之学术”可“因世俗之名以名之”为“旧学”[18]。但那时若真名之为“旧学”,害怕就没有几何人愿意处置了;必以迷信化的“国学”或“国故学”名之,方有吸收力[19]。拾掇国故的影响之一,便是各中学皆开设“国学”一课。时任中学教练的钱穆即因教学所需而于北伐前后编撰《国学概论》一书,他在《弁言》中指出:“国学一名,前既无承,未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期间的名词。其边界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看看国学教育的意义。”(注:钱穆:《国学概论》,台北商务印书馆1963年影印1931年版,1页。钱穆立论之时,“国学”自己已由上涨转向衰歇,郑振铎等人的态度转变即是一证。)

由于中西学科分类之间确有一些难以弥合的差异,而时人认知中新旧中西的作对和辩论使“妥协”变得坚苦;且“国学”自己也有其内在的缺陷,从清季国粹学派滥觞就有排挤历代学术支流而从边缘重建“国学”统系的倾向(虽然其“国学”又以见原宽大为特色)[20];但一个并非枝节的原因是其盛行时间真相太短,“国学”或“国故学”终未能酿成自身的学术表率,在学科认同上短缺一个平常采纳的界定。正是国学与西式学术分科未能告捷连结这一点,成为其时及稍后一些人主张“国学”不成其为“学”的立论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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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曹聚仁.春雷初动中之国故学[A].国故学协商集:第一集[C].90-93.

[17]蔡尚思.中国学术原则[M].上海:上海启智书局,1931.5.转引自钟少华.试论近代中国之“国学”研究[J].学术研究,1999.(8).

[18]抗父(樊少泉).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前进[J].西方杂志:19卷3号(1922-02-10).33.

[19]罗志田.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师长教师”[J].近代史研究,2000.(3).

[20]罗志田.清季生存国粹的朝野发愤及其观念异同[J].近代史研究,2001.(2).


【原文出处】《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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